倾诉

    4月2日下午，九成和九文兄弟两个走进“平民调解室”，随便坐下。老任也跟进来，随便坐下。

    弟弟九成是原告，哥哥九文是被告，他们只为了一点小事。九成说，是哥哥在去年侵占了他20公分的宅基地。今年3月份，九成在自家修建院墙时，九文阻拦。“这叫侵权，所以我把哥哥告上法庭。”

    双方开了一次庭，但还是有些分歧。为了更好地解决双方的矛盾，不至于落下积怨，老付决定把这个案子交给“平民调解室”。

    一开始，兄弟两个脸上都带着怨气。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，声音也越来越大。老任一直没说话，只是拿笔在纸上画着双方争执问题的图解。他一边儿画着，一边儿听着。画完了，也就听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
    老任对记者说：“你得让他们说，不要限制他们。但这在法庭上一般做不到。因为他们所说的内容很可能跑题。但你别觉得是跑题，这些内容往往是一些与案件实质有着千丝万缕感情联系。他们自己能说透了最好，说不透的，我再参与。”

    “还有没有别的问题。”老任开始说话了，“都是亲兄热弟，一个爹妈。这点事都解决不了的话，村里人不笑话啊？”

    九成和九文的声音逐渐小下来。老任把画好的图纸摆在兄弟两个面前，把他们矛盾的焦点逐次再画好，说：“是不是就这些矛盾啊？”双方表示认可。老任在九文侵占九成宅基地的图纸上，先是画了两点，再连接为一条直线，然后说：“九文按照这样，把房后散水的面积减少点，行不行？九成也别再拦着九文修院墙了。”

    双方不再争论。沉默一会儿后，九成表示同意。九文继续补充说：“我修院墙的时候，得直接找你，别人不能管。”九成也同意了。

    如此简单，问题解决了。记者问九成：“你们的矛盾闹了多长时间了？”九成说：“矛盾？我们没矛盾啊。”

    老付总结说，这样的案子判起来也简单，但是案结，事不一定能了。“如果双方都执行判决还好，但是不遵守的话，新矛盾可能就会产生。法院去强制执行的话，一个可以预期的后果是，这亲兄弟两个也许就此不再往来。”

    “这起案件比较文明，当事人双方都懂事。”老任回忆说：“去年的一起赡养案件，场面就很激烈。”

    刘老汉有三个女儿，一个儿子。可老汉轮流住在女儿家。这按照农村的习俗，有点不正常。住着住着，三个女儿有些不甘心了，因为弟弟一分钱赡养费也不给刘老汉。

    三个姐姐一纸诉状起诉了弟弟。就在平民调解室，刘老汉、他的三个女儿还有儿子，全部到场。三个姐姐你一言我一语指责弟弟“耳根子软”、“妻管严”。弟弟则指责姐姐们，教唆父亲告他。刘老汉儿媳妇的到场，让场面更加尴尬起来，双方几乎破口大骂起来。刘老汉在一旁默默地抽着烟。

    老任此时说话了：“你们骂完没有？都是一个娘肠子爬出来的，怎么一个个跟仇人一样？！羊肉贴不到狗身上，就这么点事，说开了不就完了。你们的娘都去世了，还想把你们的爹再气死？！”

    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宣泄，和老任的教训下，当事人几方终于稍微平静下来。随后，老任语气缓和下来，苦口婆心地讲起自己如何赡养五个长辈的事情。

    “我讲的我的事情，他们都听说过。”老任的现身说法很奏效。又经过几个回合的调解，双方都缓和下来，最终达成了如何赡养刘老汉的方案。

    老付说，不管是九文兄弟的事情，还是刘老汉家的事情，都不可能让他们在法庭上胡搅，或者漫无目的、无休止地争论。法庭是庄严的，但庄严的另一面压制了当事人情绪的宣泄。法庭不可能两全其美，但在平民调解室里，这些却可以实现，是对法庭功能的重要补充。

    除了刘老汉和九文兄弟的案件外，平民调解室还有一项更为重要的功能。就是，在这里可以发泄对法院判决的不满。如果百姓对法律的公正理解上存在偏差，就极容易导致涉诉上访事件的发生。

    “如果有人觉得判决不公。当事人可以到调解室发泄。”老任说，他经常听到当事人对法官的谩骂，甚至是侮辱，但把调解室的门一关，老任就变成了被发泄的对象，他依旧保持耐心“听讲”的作风。等对方词语穷尽了，老任就会一点一点地帮助当事人分析，绝大部分当事人在听完老任口语化的法律普及后，都表示了认可。

    调解室的布局缓解了当事人的心理压力，可以宣泄的条件让当事人得到了心理的满足，调解员们俚言俗语的正确运用拉近了和当事人之间的距离。

    但如果这些用在法院法庭和法官身上，却是不可能的。顺义法院主管民事的副院长龚东升诙谐地举例说：“很多赡养案件中，子女对父母有很大怨气。要是适用平民调解的话，老任可以问：‘你没父母啊’。如果对方一时气愤地回答：‘没有’。老任就可以说：‘你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啊？’当事人可能没有什么反应。但法官在法庭上要这样说，当事人轻则还嘴重则投诉，法官要受处分的。” 　

    将来

    当初成立“平民调解室”，老付和老任、老曾一拍即合，说起来简单，其实，老付说，他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深思熟虑的。因为调解员的素质直接关乎着这个调解室的成败。

    “平民调解室”的重心就是“平民”二字。目的就是让当事人感觉到地位的平等。因此，调解员必须来自“平民”。然而，不是所有“平民”都能胜任这一工作。

    龚东升副院长说：“当初在考察调解员时，院里提出了几个条件：首先是要身体健康，有充足的精力；其次，在具备一定法律知识能够依法调解的前提下，还更要懂得当地的风土人情、风俗习惯，了解当事人的心理；就调解员本人而言，要知民情、晓民意。”

    除了可以“自由倾诉”的特征外，“平民调解”区别于其他调解制度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，具备法律上的可执行性。

    也就是说，在平民调解员的调解下，如果双方达成调解协议，依法由本案的书记员将其达成的调解协议制作调解笔录，由审判员审核确认后，制作调解书，并在3日内送达当事人。同时还会告知当事人，如果一方不履行义务时，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相关权利义务。

    记者在调查中发现，老任在距离法庭较远的北务镇居住，每次调解要自己开车过来。而老曾，在更远的顺义城区居住，每次得坐公交车过来。而给他们的补助仅是，每成功一起案件50元。但老付说，老任和老曾从来没有向他提过补助的问题。老任自己解释说：“什么钱不钱的，我们都有这个爱好和激情。”

    然而，爱好是不能解决这项制度的可持续性问题的。

    龚东升副院长最后对记者说：“今年，这项平民调解制度将在全区四个派出法庭进行推广。这项制度得到了当地百姓的赞同。一旦平民调解制度推广，就需要制度和机制的确立。其中重要一项就是要争取财政的支持。我想只要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，是没有问题的。” （文/图 记者 张有义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