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事人可以随便说，不解气，互相指责，又哭又闹、大骂一顿都可以

    圆桌，黄色的绢花摆在中间，周围有几把木椅，靠近窗户的地方是一台净水器，还有一些一次性纸杯。调解员老任(任志全)随便坐下，原告、被告也随便坐下。

    就这样，4月2日下午，在北京市顺义区法院李遂镇法庭，一场“平民调解”开始了。

    如果不知道内情，肯定会误以为这里是饭店的雅间。

    但这里没有饭菜，能够有的，就是发牢骚、发牢骚，然后还是发牢骚。

    老任静静地听着，默默地画着。法官们远远地离开。庭长老付(付全利)不时到门口转悠一圈，怕有什么意外，但没有进来，也不会进来。

    在这里，调解员可以随便说，甚至可以出些“脏口”，当事人更可以随便说，不解气，互相指责着，甚至又哭又闹、大骂一顿也可以。

    “哭和闹？这还是小意思，甚至有不服法院判决，骂法官‘天下乌鸦一般黑’的人都有。但是不管说什么，你得静下心来听。”老任说得很认真。

    这是个什么地方呢？老付说，这就是顺义法院试点推行一年的“平民调解室”。老百姓们则说，这是一个让他们能在法院“发牢骚”、“倾诉”甚至可以骂人解恨的“好地方”。

    算起来，这儿还真是全国首创。

    初衷

    对于只有三名法官的李遂法庭，要想在本职工作范围内落实“构建和谐社会”的目标，任务有点重，但又是必须做的，而且还要做出实效。怎么做？庭长老付开始分析起来。

    法庭辖区的三个乡镇，地处顺义城区东南部，农业人口占九成以上。绝大部分居民仍然习惯于“日出而耕，日落而息”。这样的经济条件和生活习惯，决定了法庭受案范围很大一部分是继承、赡养等婚姻家庭纠纷，宅基地、过道等相邻关系纠纷，以及小标的额的借贷纠纷等等。

    这些案件案情往往很简单，但对于每天“抬头不见低头见”的村民而言，却又是复杂的。

    老付刚到李遂法庭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。每隔一段时间，就有一位60多岁的老人到法庭来，然后放下一些米面和蜂窝煤就走。其他法官告诉老付，这个事情已经持续了十几年了。

    原来，那位60多岁的老人，曾经被他的母亲因赡养问题告到法庭。赡养老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于是法庭很快就作出了判决。案子结了，剩下的就是执行问题。但接下来的麻烦却大了：“你们法官不是判了吗？我也遵照执行。判决书上只说我要多长时间给母亲多少米面、蜂窝煤，但没说送到哪里。”倔强的儿子按照判决的时间，定期把需要提供的赡养物品送到法庭，然后法官再送到他母亲家。

    十几年如一日，现在那位老母亲已经90多岁了，而送执行物的法官也换了一茬又一茬。

    从事了将近20年民事审判工作的老付，对此有着自己深刻的分析。他说，其实那位儿子不完全是对法庭有意见，主要是对他母亲的意见：“什么方式不能解决？为什么母亲非得把自己告上法庭呢？！太丢人了！既然这样，我就永远不再进你家门，母子关系一刀两断。”老付说，这就是农民的特点，思想朴实但又爱“认死理”。其实，“这些案件的当事人之间并非积怨很深，相反，在纠纷发生前却有着较好的感情基础，往往是一时义愤、一怒之下而引发纠纷，绝大部分矛盾具有较大的可调和性”。

    但老百姓们与法官有着天然的对抗情绪。如果严格按照法庭调查、辩论等法定程序，当事人经过对簿公堂、一番唇枪舌剑之后，虽然从法律上分清了责任，但必然减弱矛盾的可调和性，还可能导致矛盾的尖锐化。农村是一个典型的“熟人社会”，在这里，不能否认，法律的作用非常有限。规范人们行为的，往往是人情面子等口舌相传、自发形成的乡规民俗。

    如果法官仅仅是一判了之，而当事人却要带着加深的矛盾回到共同生活的圈子，难免因碍于面子、不服气、想不开等原因，引发新的矛盾，甚至引发治安、刑事等恶性案件。

    如何在案件审理前后，给当事人找到一个“出气”的场所呢？老付灵机一动。

    尝试

    调解无疑成为彻底解决案件的最好方式。

    但老付在分析了一年多来的案件后发现，其中法官参与调解案件，成功率不是很高。是法官不认真负责？不是。是案件过于复杂？不是。

    是什么呢？是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距离。一是语言上的距离。法官往往使用法言法语，这一方面处于其自身的职业习惯，也处于职业准则的要求；而老百姓则更习惯于“用自己的语言”，他们很可能对法言法语根本不懂。另外就是身份上的距离。当事人总会在潜意识里觉得，法官代表强制力，是“官”，自己是“民”，结果就是当事人有话不敢说。

    更为主要的是当事人对法官的“合理怀疑”。法官在主持调解的过程中，往往需要提出自己的合理合法的建议，如果双方当事人都接受，当然皆大欢喜。但是有一方反对，那么就要判决，而判决的结果又往往与调解意见相同或近似，这无疑会让当事人对法官产生“合理怀疑”：你是不是故意偏袒、徇私枉法了？

    老付找到老任和老曾(曾繁昌)。老任是法庭辖区北务镇以前的副镇长，在乡村，从事了几十年的民调工作。老曾也有类似的经历。

    三个人一拍即合。于是一个由老任和老曾参与的“平民调解室”成立了。

    调解室开在什么地方呢？一开始，老付决定放在审判庭里。老任或者老曾坐在审判台后，接受调解的当事人分坐在原被告席上。

    这样的效果很不好。不仅老任和老曾觉得别扭，当事人更觉得别扭。既然是“平民调解”，从形式上看跟开庭没什么区别，有点不伦不类。

    老付又灵机一动。他在法庭办公楼的一层，专门开出了一间屋子，还让人把屋子刷成浅浅的粉红色。又让人在左右墙面上分别贴上“海报”：纠缠、纠纷、纠诉———伤心；和谐、和睦、和气———舒心。又在门内侧贴上三个大字：和为贵。

    然后，老付又找来一张普通人家吃饭用的圆桌，铺上台布，在桌子中间放了一盆黄色的绢花和一个烟灰缸。再买了台净水器和一次性纸杯，以及几把普通的木椅子。布置完毕，大家还以为老付要在这个地方给当事人“开小灶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