到今年，江苏省南通市公安110年接处警已经连续4年下降了。这是南通市社会秩序四升四降当中比较核心的一个数据。该市政法委的同志告诉记者，除了刑事案件发案下降这个因素外，就是因为他们在全市建立的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，分流了公安110部分社会纠纷的接处警。“有困难找110，有纠纷找中心嘛。”市政法委的同志笑言。

　　这个中心，就是遍布全市所有县(市、区)和乡镇的社会矛盾纠纷调解中心。

　　对于南通的大调解机制，一位领导同志作了形象的总结：大调解之所以“大”，一是覆盖面大，从邻里纠纷等一般公民之间的矛盾纠纷调处向涉及征地拆迁、环境污染、劳动保护等更大领域扩大，把调处重点放到了重大疑难矛盾纠纷上来；二是发挥的功能作用大，通过整合资源、整体联动，把社会各方面的调解资源有效整合起来；调解是多方面的，包括司法调解、行政调解、刑事附带民事调解，是多种形式的，通过多种渠道化解社会矛盾，促进社会和谐；三是调处的权威大，严格依政策、按法律、照程序调处，确保了调处质量；四是影响大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充分肯定；五是有一支很大的队伍。

　　这个“很大的队伍”，就是遍布南通全市的六级网络，而所有县(市、区)和乡镇的社会矛盾纠纷调解中心，则是这个机制的核心。

　　进入21世纪以来，南通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，同时，社会的矛盾和纠纷也呈现出主体和内容多样化、成因复杂化的特点。在各种社会矛盾冲突面前，原有的以调解自然人民事纠纷为主的民调组织不但在工作范围、组织形式和方法手段上不能适应，其自身的存在也面临危机。2000年底，全市有基层调解委员会5868家，专职调解员70264人。而到了2002年底，基层调委会只剩下3191家，专职调解员27000人左右。

　　形势迫使南通市对新时期的调解机制进行探索。2003年4月，他们借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“党委领导、政法牵头、各部门齐抓共管、全社会参与”经验，结合重建基层调解网络，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“党政领导、政法牵头、司法为主、各方参与”大调解的工作思路。

　　经过一年的努力，全市所有的县(市、区)和乡镇，都已经建起了社会矛盾纠纷调解中心(以下简称“调解中心”)，形成了县、乡有中心，村有调委会，组有民调小组，十户有调解信息员的大调解网络。用市委副书记曹能新的话，这个“大调解”是专门解决“法院管不着，村居(委)管不了，乡镇管不好，治安处罚根治不了”的问题的。

　　仅以运行大调解机制比较早的启东市为例。2000年至2003年，全市发生的拆迁纠纷达三百六十多起，多次引发群体性上访。大调解机制建立后，市调解中心组织分管副市长和群众对话，群众了解了城市规划建设，而政府也当场解决了群众提出的具体问题，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。2003年以来，启东尽管拆迁面积达到87.6万平方米，拆迁居民达6100户，却没有发生一起越级集体上访事件。

　　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：几乎所有的调解中心都有这样一付对联：“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忍一忍风平浪静”。崇川区调解中心副主任袁大鸣告诉记者，调解这种被称为“东方文明之花”的解决矛盾纠纷的方式，彰显中国传统文化中“和为贵”的人文思想，更能够为群众理解和接受。

　　中远船厂是南通市的利税大户。该厂因噪音扰民被告上法院，因原因复杂，法院迟迟不能下判，将问题交给崇川区调解中心。

　　调查后，调解中心建议双方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各自退让一步：部分居民放弃自己过高的要求，工厂也在居民区和车间中间建一道屏障楼，将噪音大的项目搬离居民区，并对附近小区的公共设施建设给予了一定的支持，船厂和居民皆大欢喜。

　　谈到大调解，南通市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陈斌有这样的评价：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，但和谐社会应当是能够有效解决社会矛盾的、安定有序的社会。而大调解，就是建设和谐南通的第一道防线。

　　南通市用社会秩序的“四升四降”证明了这个第一道防线的作用：四升是，社会公众满意度上升，连续三年位于江苏省前列；矛盾纠纷调处率上升，每年都在97%以上；法院民事案件调解结案和调解撤诉率上升，今年头9个月为62%，比上年同期提高15个百分点；无民转刑案件、无群体性事件、无越级上访的“三无”乡镇上升，目前已占全部乡镇的2/3。四降是，矛盾纠纷总量下降，从每年6万件下降为4万件左右；群体性事件下降，前三年平均下降14.8%，今年头9个月下降40.9%；民转刑案件下降，前三年分别下降37.5%、15.2%、12.1%；同时公安的接处警下降，平均每年下降10%。

　　对于南通开展大调解的实践，中央政法委的领导给予了高度的评价。罗干同志在南通考察大调解工作后，赞扬此举“为促进社会稳定，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非常有益的经验”。 （记者 蒋德）

　　大调解机制值得推广　

　　阮占江

　　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和经济利益的日益调整，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纠纷，呈现出了类型复杂化、主体多元化等诸多新情况、新特点。无论在工作范围、组织形式上，还是在工作方法、手段上，原先相对单一的人民调解工作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。因此，这就必然需要各方面有效整合社会的调解资源，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，有效调处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纠纷。

　　不难发现，江苏南通市创造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，实际上是对传统人民调解制度的拓展和延伸，是人民调解的扩大化、制度化和规范化。好的经验、做法，自然应该加以学习和推广。因此，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期，从宏观着眼，从微观入手，着力推广和完善这种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，无疑是各地筑牢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的内在和必然要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