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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治理要大综合,不要小综合
2008年07月04日 16:05:25  来源:东方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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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强调社会治安,从多角度强调社会治安,深得人心。

  有些地方,现在一说治安,就免不了要提出增加警力。一点没错!犯罪都是高新科技了,侦察的装备不精良,如何侦破人犯?警察的装备落后,如何制服犯罪嫌疑人?案件剧增了,政法人员不相应增加上去,怎能忙得过来?可是,中国的警民比已经是够高的了。中国法官占人口的比例也已经是很高的了。一个国家的警察太多,只能说明国家不安定,有损于国家形象,不是好事情。在警力这个问题上,我们不能搞单打一,不能一味地只做加法,要学会用代数学。

  再说,政法部门好不易在这边枪毙了一个,可那边又生出来好几个杀人犯,“一个倒下去,好几个又冒出来”。你要增加多少警察才能等比地跟上去?还有,政法部门只能管有犯罪事实的人,对那些将要犯罪、有可能犯罪的“未罪”的人,政法部门不能管,也不应该管。政法部门不能管,谁来管?这就要求要从政法外寻找治安之道。

  《尚书》上说:“除恶务本”。今天我们也喜欢谈治本。殊不知,治标也是不可缺少的。政法工作在治安方面,应当说主要是在治标。当然,“标”与“本”是紧相连的。治标也会触及到治本。可是,“标”与“本”毕竟是不同的。那么,治安的“本”在哪里?本,也要从政法之外去找。

  看起来是“政法之外”,实则是安全之本。什么是“安全之本”?

  这第一“本”是贫富差距问题。人间的贫富总是有差别的。问题是差距不可过大。差距过大必然是社会张力大,社会张力大又必然会引发社会冲突。社会冲突又有强度、烈度大小之分。差距越大强度、烈度也必然是越大。为什么翻来覆去地说“必然”?有两个根据:

  一个叫隧道效应。隧道里有两股道。前边堵车,后边两股道上的车子都停在里边不动。里外两道的人都能耐心等待,和平共处。二者的命运是一样的嘛!过一会,外车道的车子动了,里车道的车子不动,问题不大,反正是你动我也快动了。如果外车道一直在动,而里车道纹丝不动,对不起,一定会发生里车道向外车道变道的事,出现不应有的插档现象。这一变,就必然发生争端。因为差距大了,所以“必然……”

  再一个根据是马克思的住房说。说的是,两个人都住茅草屋。后来一个住了瓦房,另一个还住茅草屋。这住茅草屋的心理不会有什么不平衡,也就是不会妒嫉。如果另一个住瓦房的变成了住大厦。对不起,那住茅屋的难免会起妒嫉之心。假若那住大厦的还有什么不轨之处。那住茅屋的必然会借机生事,发生磨擦。这就是差距过大,边缘与中心必然发生矛盾的心理依据。

  同样的道理,人与人之间在经济上差距过大,也会引发冲突。邓小平曾不下十多次地忠告人们:如果分配不公,贫富差距过大,“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”,那迟早是要“出问题的”,是要“打''内仗''的”。他老人家甚至还说,如果两极分化,“就不能不革命啊”。前些年,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增幅远远大于GTP的增幅,就验证了邓小来的预言。群体性事件的规模越来越大,大概道理也在这里。在封建社会居然敢写<咏贫士>的陶潜,写过一句不吉利的诗句:“贫富常交战”。啊呀!太吓人了,不仅“交战”,而且还是“常交战”,那社会秩序还能安定得下去吗?

  这第二“本”是道德建设问题,或者说是文明建设问题。不道德决不等于犯罪,可是,不道德如果不及时矫正,变本加厉,则有可能导致犯罪,很容易演变为犯罪。犯罪分子一定是在很多方面不讲道德的人。不道德既是妨碍社会秩序的近因,也是破坏社会秩序的远因。汉代有个叫王符的,他说“无德而贿丰,祸之胎也。”王符这里说的“贿”,还不是今人所说的“贿赂”。 “贿赂”是犯罪的。这里说的“贿”是指的财,是指的钱。钱多未必犯罪。可是,王符说,缺德的人如果有钱,那就不一样了,那就是犯罪的开始。韩非子一再主张“蚤(早)绝奸之萌”。意思是要早早地把坏事消灭在萌芽状态。这也是当今政法界常说的一句话。韩非子还提出过要把坏事消灭在没有萌发的时候。萌发也好,没有萌发也好,都是指未罪的状态。这未罪就是指的不道德阶段。显然,治安要治本首先要从整治不道德,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水平入手。连不道德的事都不愿做了,还会去犯罪吗?可见,道德教育是治安的前期工作。且莫一味地埋怨政法部门怎么还没把坏人抓进去,首先要问一问自己道德教育抓得怎样?你是老板,你首先要问一问你自己的职业道德怎样?你企业的职业道德教育如何?你是家长,首先要问一问你自己的家庭道德怎样?你家里的家庭道德教育如何?你既不是老板,也不是家长,你只要是个社会人,那都要问一问自己在社会道德上做得如何?是否以高尚的社会公德在带动人?现在想当官的人太多,连群众团体、民主党派也以当公务员为荣。既然想当官,请问你的官德如何?上梁不正下梁歪。官德带民德。官德不正民风难正。各方面的道德教育薄弱,说得重一点,就是在输送罪犯,就是在制造社会不安定。

  道德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义利观。说穿了,就是如何评价“利”与“义”的关系。当今在一些人那里是如何看待“利”与“义”的,这是个值得注意的大问题:是“义”大于“利”呢,还是“利”大于“义”?

  戊子春节过后,有一个直辖市讨论“在楼上遇到歹徒怎么办”。最后,被评为最佳答案的,也是颇受媒体称赞的说法,是一位小女孩提出的。她说:“高喊''失火了''!”这个答案之所以“最佳”,评委和媒体都解释为:说坏人来了,没人敢出来;说失火了,家家都要出来看一看哪里失火,会不会烧到自己。这件小事会对我们什么启迪?它只会告诉我们,现在流行的是“利”大于“义”。见死不救的人多了,才会知道喊“救命”无效。见死不救的人多了,才会懂得说“失火”的假话很管用。小女孩都看出了这一点,我们的专家、学者、领导还会看不出来吗?

  为什么“八荣八耻”一提出来会引起这么强烈的共鸣?就在于有极强的针对性。美丑不分,善恶不分,是非不分,义利颠倒是罪恶的渊薮。宋人说:“义不能胜利,自然多忿争”,很有道理。犯罪从来都不是基因里就有的,都是从缺德开始,一步步走上犯罪道路的。

  道德水准与法律水准是水与船的关系,水涨船高。一个国家的道德水准高了,一个国家的法律水准才能提高。国与国之间法律上的差异,说穿了是文明程度的差异,是道德水准高低造成的。为什么法院判了难以执行?为什么人们常讲法院“打白条”,说到底,也是道德水准不高和上面提到的贫富差距过大在作祟。“人要脸,树要皮”,他不要脸了,他认为不执行才表明他狠,表明他本事大,你拿他怎么办?

  因此,我们说:综合治理要大综合,不要小综合。大综合就是要方方面面都为建设一个井然有序、和谐安祥的社会做贡献。大综合就是要从体制、机制上下功夫,勇敢地抛弃那些制造犯罪的体制、机制。

  大综合就是要包括经济安全、文化安全、政治安全。很清楚,世界上有多少国家因为金融不安全而导致社会动荡!人们不会忘记,几年前曾因一本书上对饮食的提法有误,而引发了大规模的游行、上访!还有食品安全,不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有因为食品而引起轩然大波的。至于因为官僚主义,因为政治腐败而酿成的社会不安定,那就更多了。纵向看,历史上有;横向看,各地都有。经济安全、文化安全、政治安全都是与社会安全相联系的。有时是社会安全的动因,有时又是社会安全的结果,不用说,更多的是充斥在社会安全的全过程。大综合就是要全面分析,全体动手。各方面各司其职能,各尽其力量。这里也用得着木桶理论:木桶的木板块只要有一片短了,整个水桶的容量就由这最短的木板片决定。这里也用得着下棋的道理:一着不慎,全盘皆输。

  社会安全的第三本叫“人本”。这“人本”不是人本主义的“人本”。这里的“人本”是指人的综合素质这个根本。我们很喜欢讲“人树立政法的权威”,完全正确!公、检、法、司、安,都应该有权威性。当一个国家连法也没权威的时候,那就可能遍地都是“和尚打伞,无法(发)无天”了。依我看,政法的这种“权威性”如果只是一般的权威性还不够,必须有高度的权威性,要高到像珠穆朗玛峰那样高才行。

  可是,这权威不是树的,是实践检验出来的,是群众鉴别、选择出来的。如果十年间没见过一个大法官犯法的,十年间没见过一个公安局长违法的,政法的低度权威就有了。五十年没有一个大法官犯法的,五十年没有过一个公安局长违法的,政法的中度权威就起来了。能不能做到呢?能!别人不懂法,政法界还能不懂法吗?知法犯法已经是很不好了,你懂法、执法的还能犯法吧!执法者不犯法是对执法者的最低要求。不犯法则有权威,但是,尚不是很高的权威。高度权威靠的是办案公正、准确、高明。可见,权威是做出来的,不是树出来的,更不是喊出来的。

  不过,政法界的素质高不高,还有赖于环境、氛围。你乱穿马路,警察好言相劝,可你还百般狡辩,气势汹汹,那警察的态度怎么能好得起来。警爱民,民爱警,警民之间你敬我一尺,我敬你一丈,来一个道德互动,来一个优秀素质共振,彼此的素质就会同步提高。水涨船高,全社会的国民素质高了,政法界的素质才能真正提高。尤其是官德的优劣对政法界的素质影响极大。他抓的坏人尚未到看守所,还在路上的时候,这个官儿打电话来说情了,那个首长的手机打来解释了,又一个顶头上司来暗示了,你叫政法界怎么工作?你教育政法界提高素质的人素质这么差,如何能让政法界的人按照你说的去做?

  政法界的素质同普通人的素质一样,既不是娘胎里带来的,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,都是在后天形成的。

  素质的提高离不开监督。 柳宗元说过一句颇有辩证法味道的名言:“敌存灭祸,敌去召过。”这“敌”,看怎么理解,似乎可以认为是“找岔”,“挑刺”。一个人、一个组织,有挑刺的人在,可能会减少祸害,如果没有人挑刺,那就有可能招来过错。假设允许这样理解,那“敌”就是监督,就是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反复说的“对权力的监督”。

  监督是提升政法队伍综合素质的推进器。抓好了监督这一环,政法队伍可以“以一当十”,我们的警力就会大为增强。与此同时,我们的警民比就会大为降低。

  民以食为天,民以安为地。不论是恩格斯的理论,还是马斯洛的观点,安全都是人生的首要。我们一定要认真落实十一届全国“两会”的精神,用自己的双手狠抓“大综合”,从而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犯罪率最低、安全系数最高的国家!建设成为警民比最低、安全系数最高的国家!(作者:邓伟志)

 
(责任编辑: 张学伟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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