河南省南阳市中级法院的法官因为一起经济纠纷，到湖北省荆门市执行划扣欠款活动。不幸两天之内，两次遭到当地暴力抗法者殴打，其行为之残忍，暴力抗法者对法律、对法官的蔑视，令人发指，这些殴打法官者理应遭到严惩。不过，如何防止此类事件再度发生，则需要从改革司法体制入手。

　　这一事件以最为极端的形式反映了异地执行难的现状。人们经常说，中国具有“大一统”传统，当代中国治理体系的基本结构也是单一制。

　　按理说，在这样的体制下，司法应当也是高度统一的，应当做到全国一盘棋。事实上，中国的法院的集中程度，看起来要强于任何国家，从最高法院到省高院一直到地方法院，似乎有一种相当显著的上下级关系。而上级法院确实频繁地指导乃至指挥下级法院的工作。人们会想，在这种体制下，一家法院的判决，在另一个地方应当可以很轻松地得到执行。

　　但现实却与人们的想象完全相左。自秦建立郡县制，一直到当代，中国各地的行政与司法活动是高度分散的。最直观的例子就是对外来人口的歧视。全国统一意味着，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，在国境内的任何地方都是平等的。但在中国，所有地方都在制定歧视外地人口的法规和政策。甲省人民到了乙省，就丧失了大多数的公民的基本权利。而对此，似乎没有有效的解决机制。

　　异地执行难也是这方面的例证。假定甲省和乙省两家企业发生纠纷，由甲省法院审理，甲省法院通常会判决本地企业胜诉。但是，乙省企业经常拒绝履行法院判决，这份判决也不会被乙省的法院、行政部门尊重。甲省法院去乙省执行，后者经常不会配合前者的执行活动。

　　面对司法的各自为政，同样没有一个有效的解决机制。唯一的解决办法，就是把问题推到上级，最终推到中央政府，比如，由最高法院来协调两省的执行。但由于成本问题，中央政府不可能有太多精力解决这类纠纷与冲突。结果就是，大量针对异地个人或企业——更不要说行政部门——的判决，最终无法得到执行。这样，尽管人们生活在一个政治上、法律上统一的国家，但是，由于体制存在严重缺陷，却享受不到统一所带来的一部分实质性好处。

　　人们将这一点归之为地方保护主义。舆论在连篇累牍地讨伐地方保护主义，中央政府相关部门也隔三差五地清理整顿地方保护主义，但问题显然没有得到解决。焦虑之下，人们就本能地呼吁，强化权力的集中。近几年来，“垂直管理”的呼声不绝于耳，已经有很多人呼吁检察院、法院垂直管理。问题在于，漫长的垂直管理链条，意味着指令的约束力到了具体的执行层面就已耗散殆尽。

　　问题的症结已经很清楚: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心态，或者用一个更中性的词汇说，这种“地方精神”，本身就是人性的弱点，是不可能完全消灭的。甲省企业与乙省企业发生纠纷，不管由其中哪个省的法院审理，都必然会偏向本地企业。即使法院没有行政化，也自然地会有地方化倾向。仅仅情感就会对法官的判决产生很大影响，更不要说其他经济的与政治的因素。反过来，另一个地方也绝无可能积极地执行不利于本地企业的判决。

　　人性的这种弱点与人性的其他弱点一样是不可能消除的，那么为保障身处异地的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得到公正审理，在设计司法制度的时候就必须面对这一现实，寻找正确的办法，使这种“地方精神”无从发挥作用。

　　事实上，假如我们面对这个现实，立刻就可以发现从根本上解决异地法院审理不公、执行困难等问题的出路:由一家既不属于甲省也不属于乙省、相对超脱的法院受理跨省当事人的纠纷，这至少可以保证法官在情感上对双方是中立的，又不受当事人所代表的利益的牵制。

　　在现有的体制下，具体办法可以是，由第三省的某家法院来受理这类案件。但这会给当事人带来较大的成本。相比之下，一个最可取的办法是设立一套独立于地方政府的中央法院系统，分属两省的当事人的纠纷当然由该法院系统审理。相应地，这个法院体系借助于一种不受地方制约的力量，也即借助于中央政府在地方的执行力量，来执行自己的判决。

　　当然，这涉及到法院体系的根本变革，甚至会影响到整个政府间关系的基本结构。进行这样的改革，需要政治勇气。不过，事实也早已证明了，仅靠呼吁当地政府配合，仅靠中央政府相关部门三令五申，不可能根除异地执行难的病因。（南方都市报社论）